知青往事：我在陕北高原教娃娃的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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疙瘩像
一疙瘩像，就是一张像片。是陕北话？也许只是我当年插队的那个小山庄的方言。本来，一别十四年，很多方言都淡忘了，可偶然间翻出一张陕北的像片，又蓦地想了起来：噫，这得叫一疙瘩像哩！
像片是黑白的。岁月又染上了一层土黄。很好，更切合了背景的土窑洞、垴畔山和那时的生活色调。二寸见方的框框里，挨挨挤挤，排着二三十个碎脑娃娃。或蹲或站，有的喜眉笑眼，挺美气；有的直眉瞪眼，憨溜溜的。后排正中，鹤立鸡群地站着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后生，胡子拉茬的，戴着一顶折了帽沿儿的军便帽，那就是我，当年的我。
我依次辨认那些小脑袋，为了检验记忆力，也为了检验别的什么。
猴花，改名，三流，爱爱、猴星，猫儿子……还好，都想起来了。同时想起了一些和他们有关的琐事。还好。
然而，这却没有使我宽慰，相反，倒勾出了悠悠怅怅的感觉，一种……好像是歉疚之情。
怪。到底欠下了什么呢？
我试搭一下
那天，记得是麦收时节，我上山受苦回来，被贫管会主席拦住了。
“学生娃娃要念书，可歪好寻不下先主。”他说，“能的话，你给咱教上吧。”
“开玩笑。”我说，“原来的先生呢？”
“不中用了。”他说，“教的倒还拔尖儿，可那人的出身是个富衣……请外庄的吧，没人情愿来。一个月记工百五十分儿，一分儿合不到三分洋，谁来？除过尽憨大。”
这么说他把我当成憨大了？
倒也是。做革命的傻子，的确是我们知识青年的信条之一。
但我还有些犹豫：“我当教师，能行？”
“咋不能？”他说，“头打你们进庄，我就把你看下了。当着全庄一百多号人、你讲起话来嗬拉拉的，好说手嘛！”
这是指知识青年的奠基礼，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。（说是四类，其实只有三个对象：全庄唯一的地主；一个搞破鞋的中农；--个耍睹的贫农。）我当时慨激昂了一番，不料让他记了个老结实
“不行吧，我的文化程度不高……”我继续推脱着。
“喧谎。”他说，“北京的高中学生，教民小的娃娃，老消停。”
“我的话，学生能解开？”我又打借口。
“球。”他说，“解开解不开的，你能把那股松娃娃拢到一搭里，别叫他们满庄里胡日鬼，就能行。我告诉你，对那号黑皮学生，你就上家法，没嘛达。头两年请的那个先生，才残虎，一皮锤把个娃娃揍得背了气，咋也不咋！”
“我可是来接受再教育的。”我假惺惺的，拉大旗做虎皮。
“对着哩，”他说，“那你正该听贫下中农安顿嘛。说下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陶老师了。我给咱贴安民告示去。”
我没话可说了。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好说手。
其实，我心里也早活动了。我真怕他再请一位残虎的拳击手当先生，何况……
凭心而言接受再教育，只不过是一句口头禅，真正支配我们村知识青年的，是改造农村，改造中国，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。我们还暗暗准备着篡夺本庄的党政财文大权呢。
当教师，就是掌握文权。
我恒心一定：“能咧，我试搭一下。”
稀罕事儿
下乡插队的时候，我带来一口巨大的老式皮箱。别的知识青年行李都简单，庄里派几个十分儿劳力，带几条背绳，就背回来了，唯独我的大皮箱，得套上驴，架上车，吱吱扭扭往回拉。
穿越封冻的小河时，拉拉车轧碎了冰面，陷住了。我跳进冰水中，龇牙咧嘴把车轮扛起来，引得赶车的老汉好一通彰扬。
却也引发了一种议论，说我是大干部家的娃，又必定是大黑帮家的。因为娘老子不是大干部不能有这么大的皮箱，大干部不是大黑帮又不会把我罚下来受苦。“那皮箱，天大大，可重得危险！不晓得装了些什么。”“姓陶，刘邓陶的陶，是陶铸的儿，保险！”
其实皮箱里装着油印机、油墨、蜡纸、钢板，还有我们趁清华大学武斗之机从工字厅偷来的一批纸张。我们用它办了份小报加强同各地知识青年的联系。
还偷了一些空白的大笔记簿。我把它们一裁两半，分送给了报名上学的娃娃。
“知识青年教书还送本本儿哩，看稀罕了吧？赶快……”
骤然，报名上学的又多了不少。四五岁的猴猴儿也往学校窑里钻：“开学喽……”
开学第一天上政治课。这有理论依据：政治挂帅，政治第一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。
正巧，庄里在轰轰烈烈打击“小自由”，没收社员们私开的“偷留地”，我便口占一首歌谣，教学生们哇哇地念。
“有些人，为自己，到处乱开偷留地。山洼洼里种白菜，拐沟沟里种玉米……”
“他爷爷还种了洋芋呢！”一个娃娃揭发，“我照见了，就在涧水沟弯里。”
被揭发的娃娃年耷拉了脑，低低地骂了一句：“日你妈的板子。”
“悄悄价！”我说，“跟我念，念熟了抄，抄好了背，下学时排着队在庄里转--圈，背给众人听。”
于是，庄里便响彻了学生们的歌谣声：“有些人，真可气，不顾园家和集体。队里干活混工分儿，窑里干活出大力……”
“稀罕。”庄里人又说了，“那人是办学堂，还是办宣传队儿？还念书不念了？”
当然还要念。没书，得到延安去买。这回我可没有施舍的资本了，得向学生家长要钱，几个娃娃又退了学，还有的家长，实在找不出那几毛钱，只好兜几颗鸡蛋兑给知识青年集体灶。按时价，合一块钱一十五个。
到延安买书，我可倒了运：一下汽车，钱包就让“佛爷”摸去了，估计是北京的弟兄们做的手脚。搜搜衣兜，还有几个钢蹦儿，给父亲打了一疙瘩信，索取赔款，就身无分文了。晚上，厚着脸皮进了一家大车店，靠好言软语顶了五元钱住宿费。第二天步行一百多里山路，回了庄。半路上就把鞋穿烂了。
一个学生娃发现了新大陆：“噫，陶老师走路也光脚把子嘛！”
我连忙抖微精神，做出无所畏的样子。
乡亲们便又稀罕起来：“照，照，那人丢了三四十块，还笑模笑样的。生生是个二杆子！”
也有人不以为怪：“窑里有钱嘛。三四十？三四百也算球不了什么，派个飞机就邮来了。”
我心里却有数，我这下子整整把父亲的月薪劈了一。陶大胡子的眼窝
小学校有四十来个学生，只我一个老师。
四十比一，似乎也说得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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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四十个学生，却分为四个年级。还不算那些撤尿和泥的娃娃们组成的学前班。一、二、三、五，只空个四年级，因为有一年没招生。刚刚正式开课，我就深深体会到五马分尸的刑罚是何等残酷了。
我走进一、二年级和学前班的大窑洞。
“一年级写生字，学前班也学着写。二年级做算术。”
左半块黑板写字样，右半块黑板出算题。然后，急匆匆旋进三、五年级的小窑洞。
“三年级念课文。默读，不许出声，解开没有？五年级的跟我……”
“陶老师——”大窑里锐声呐喊，“他个人不算算术，固起要钞我的，一满没眉眼……”
我跑过去制止抄袭行为。小窑里又哇哇地叫起来：“陶老师，课文念毕了！念三遍啦！”
“再念三遍！”我说，“念够了数儿划下一课的生字。五年级的同学……”
大窑里又传出号啕声，学前班的---个娃娃在地上打滚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“谁欺负小同学了？”
“陶老师，”五年级的学生追过来问我，“我们究竟上什么课呀？”
就这么乱！
我穷于应付，疲于奔命，手忙脚乱。起初，学生间发生了纠纷，我还得注意调查研究，生怕制造冤假错案。得弄清真相，再评判是非，再晓之以理，再动之以……以怒！我终于发怒了。
“谁敢再捣乱，操心我治你们！”
“噫，治。”娃娃们重复着，“什么叫个治？”
“你们倒底想不想上学？”
“想哩嘛——”娃娃们唱歌似地回答。
我想了个办法，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每节课集中精力教一个年级。其他的学生，任他们胡日鬼。充其量冷眼看看，用目光镇一镇。
“蚍蜉撼树谈何易。蚍蜉，就是……”
“屁股。”窗外有声音。低年级的学生跑过来捣乱了。撕烂的窗纸间露着一张张嬉皮笑脸。
“……”我不语，不动，不发脾气，只看着他们。看他们的眼睛。目不转睛地看，看。用本庄的话说，就是“照”。
咦？竟有灵效！几秒钟后他们不笑了，惶乱了，悄悄的了……溜回窑里去了！
我可算打下了一个日怪方子眼神儿！秘密武器！
从此，我消停多了。哪里有异常的声响，就向哪里“照”几眼；在这里窑里讲课，间息时，到那眼窑门口“照一照”，平息下骚乱声；有人哭闹也不追问，有人告状也不理睬，就是个“照”。一个挨一个“照”过去，再“照”过来，最后，“照”出那个挑头闹事的，“照”住。照得他不自在了，低头垂眼了，自知理亏了，完事儿。
为了强化威慑作用，我又把络腮胡子蓄了起来，毛扎扎黑森森的，很威风。
庄里人给我起了个绰号；陶大胡子。
于是，便听到学生娃娃们私下里议论：“陶大胡子的眼窝明格察嚓的，可危险啦！
一满没个先生的样样儿
这是个外乡人的评语。他来串亲戚，他亲戚正住在学校旁边，学校正在课间休息，我正和学生们一起玩闹，他看见了，便说我“一满没个先生的样样儿”。
他没看见我“明格嚓察的眼窝”。
课堂之外，我的师道尊严就一满没了。女娃娃们踢毛毽毽儿，我也踢。男娃娃们摔跤，我也上，让他们三四个人围着我摔。再就是弹球儿，拍扇三角儿，趴在地上，滚成个土猴儿。
这倒不是故作姿态。说真格的，我喜欢跟他们玩儿。他们玩得很疯，很野，能引发出我的一种放纵一下的欲望，因为我们的插队生活过于“革命化”了，太富苦行僧色彩了。总之是想放纵一下。放纵之中，又能悠然想起儿时的欢乐，缠绵，有一种说不清是好受还是难过的怪味儿。
我带领学生们，在学校院前挖了一个沙坑，练跳远儿。我找了些破布头，缝了几个沙包，玩拽包儿。我又把下乡时捆行李的草绳儿搜罗来，让娃娃们排队跳大绳。
草绳满不耐，抡几下就断了。以后便蘸上水摇，甩得水珠泥点儿乱飞。
娃娃们却玩得兴高采烈，野羊似地蹦跳着，噢噢地怪叫着，有的跳一次翻一个跟头。
乐极生悲。这种疯玩疯闹有时也会转化为争凶斗狠。还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——引起两个家庭、两个生产队、老户和外来户、前庄和后庄的娃娃们的敌对。
这次是二队和三队的学生反目了。二队的学生齐声呐喊：“吱儿——咕——”三队领头的怪叫起来：“啊！操心我把你们打淌了！”
“不许骂人！”我喝斥了-一句。
他们又换了招数：咬牙切齿呼叫对方的长辈的姓名，并不带脏字。这叫什么战法？
二队的老户多，大都是王姓，三队的娃娃们便从低到高，王这王那一辈辈叫上去。
二队的娃姓眼看招架不住了，突然记起了“阶级斗争”的法宝。
“富——农！富——农！富——农……”
三队有一户富农。二队没有。
爱爱哭了。她是富农的孙女儿，三年级。她聪明、活泼、刻苦，是我的好学生。
可是，矛盾带上了阶级性，我又能怎么说呢？
我说：“上课了上课了！都回窑去！快快！”
我改变教学计划，先给三年级讲课。故意叫爱爱起来回答问题，美美地表扬了她几句。又打了个茬儿，把那个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娃娃美美管教了一番。
不顶事
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，我当然不敢抹煞。但我下了个决心，绞除宗派主义、本位主义、山头主义。这倒是挺合乎形势潮流的。
收秋了。大队安顿学生娃娃帮助拔荞麦。荞麦棵子矮，成人弯腰弓背拔着犯熬煎，荞麦根根儿浅，娃娃家拔起来不费劲儿。
这是个搞五湖四海教育的好机会。我想。
按照老章程，学生们要轮流帮助各生产队拔。一队拔一天。我破了个例：一队的学生支援二队，二队的学生支援三队，以此类推。
不料，刚拔了多半日，各队的社员们就找我问罪了。
“陶老师，快去管管你那伙儿松娃娃吧，拔的荞麦还没有撂的多，可日踏危险啦！”
“我们队那几个，一满没王法，耍哩！”
还有的队抱怨人数上吃亏了。“好我那陶大胡子哩，你那个方子不顶事球事不顶，快别糊脑松啦！”
众怒难犯，我只好又把学生召到一起，亲自督战。
也不行。学生间的矛盾又暴露了。给一队拔，一队的娃娃俨然一个个主人公，自已拔得风风火火的，净净延延的，还管教别队的“懒松”拔快些儿。但其他的娃娃歪好不吃这一套。 我作宣传鼓动，成效也不大。
“从明天开始，各回各的队！”我只好又换了下策。
这一来反倒风平浪静了。
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。五年级的男娃，大号李忠思。给外队干活，他也肯下苦，干得还挺在行。平日在学校手脚也勤快，看窑里水瓮空了，不声不响地就担上两桶来。
学校在半坡上，水井在半坡下，井很深，要用一根丈把长的吊杆吊水。有时，我利用课间休息自己去挑，李忠思跟我抢扁担。“陶老师，你得在这搭儿照着，操心他们又撕打起来：”
可惜，他的学习太差，五年级念了两遍了，还是跟不上。
“我不是念书的材料”他说，“念也是瞎念，到队里受苦算球了。”
他大却坚决反对。我也劝他，给他讲文化学习的重要性。
“我天生就是个受松，”他说，“不顶事了，我解开不顶事了。”
他又说：“念好书能咋价？能比别人多挣分儿？能当十二分劳力？”
他还说：“你们北京学生念书能行，还不是到我们山沟沟里受苦来了？”
我不说什么了，报之以苦笑。并不是理亏，是因为我和他讲的不是一个理。就比如他到集上割猪肉，固起要肥的，白肉，四指膘儿，我偏说瘦肉好，高蛋白，低脂肪，有益健康。他能听我的吗？
不顶事。那人肚里油水大嘛
小学校每日六堂课。如果按我教书计算，平均每年级只能上一堂半，我曾想把课时延长到七节、八节，也是不顶事。这个娃娃要回窑做饭，那个娃娃要上山割草。有的娃娃耍奸溜滑，说窑里没营生，能在学校多学个一程儿，可是话刚说完，大人们就哇哇地吼了：“存栏！死下啦？快过个碾磨轧豆钱儿去1”“噫，叫你去拾揽柴禾，你倒款款地盛着。引火柴都没一根啦！”
慢说延长课时，作业都不能留。庄户人家的娃娃，没有个清闲的时候。
我也不清闲。开扫盲班儿，办广播站，搞农村调查，还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运动，一熬就是大半夜，有那么一个阶段，还组织“早请示”活动，睡三四个小时爬起来就敲钟，叫社员到学校来听我念红宝书，我念，众人打呵欠，打瞌睡，打鼾。我的眼窝也睁不开了，油灯光太暗，念串了行。
所以，也没有时间备课，一般都是当时看书当时讲。那天教珠算，学除法，我临阵磨枪磨歪了，倒叫个娃娃纠正了一回——他大是会计，看意思开展过“传帮带”活动。
就这么胡日鬼，教学质量能高吗？
只有冬天稍稍消停些。我便自行其是，取消了寒假。可是，学校窑里又没有灶火。娃娃们冻得蹴在凳子上缩成--团，笔都捉不牢。
“都到院前集合！”我下了道命令，“做广播体操！”
北风刮得怕人，地冻得硌脚，娃娃们哈手捂耳朵，缩脖子。
“做操，使劲儿！”我说。“活动开了就不冷了。看我！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“那人是不冷。”一个娃娃说，“照，穿得实囊的，能解开个冷？”
这是说我。我穿着厚棉袄和厚绒裤。
学生们大都穿得很单薄，很破烂，有棉袄也是空心穿的，还有的穿着单裤。脚下更多是单鞋，充其量加一双羊毛袜子。玉明连袜子也没有，脚腕儿冻裂了。
我脱掉了棉袄，上身只剩一件秋衣。
“体侧屈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“噫，陶老师能行。”有个娃娃赞叹。
玉明却仍然尖锐：“那人肚里油水大嘛。”
这话倒也不无道理。尽管我们知识青年也很清苦，并且极力向贫下中农的生活看齐，相比之下、伙食还是好一些，高那么“一黑豆”。起码我们炒华羊芋丝丝儿要放点清油，起码我们一两个月要买一次肉。而本庄的家户，常就吃酸菜、熬菜，一年也就割两三回肉——过大年，小年，再就是办红白喜事了。
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，在学校窑里盘了个灶。我独出心裁，让烟道从窑掌分成三岔贴地面伸向窑门。烟道可以代替板凳。学生们坐在上面念书，身下热热乎乎的……那光景，够咋美！
想得美！抱来柴草烧灶火，我傻眼了。烟道太低，太平，太长，烟根本抽不出去，全都冒在窑里了。恰巧我还刚刚钉死了天窗，糊了窗纸，那烟就更是无路可走了。
娃娃们呛得又咳嗽又流眼泪。但他们很快活，又疯癫癫的了。玉明在烟雾中直吼：“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点燃烧荒的烈火。项刻，浓烟弥漫，火光冲天……”
陕北农村小学校
刁德一打学生娃娃呢
学校还开设了音乐课。不过它是不定时的，由我灵活掌握。有时娃娃们野性大发，“明格嚓嚓的眼窝”也不顶事了，我就把他们拘进一眼窑里教唱歌。快过年时，庄里准备闹红火，。 我也就增加文娱活动，为他们编排几个小节目。
这往往是学生最规矩的时候，包括学前班的猴娃娃。
“九里里山圪塔十里里沟——唱！”
“九里里山屹塔那个十里里的沟……”
我喜欢陕北民歌，喜欢教。他们也爱学，学得快，还经常在歌词中添加一些零碎儿。尽管有时音阶不准，但他们唱得比我有味儿。
过节了，闹红火了。我给娃娃们化妆：把红粉笔碾成沫沫儿用蛤蜊油调合起来，涂在他们黄黄的小脸蛋上。
我自己也乔装打扮，粉墨登场，演样板戏，扮李玉和，扮刁一。
虽说“篡改样板戏”的帽子正在全国飞舞，却扣不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庄里。我们的篡改是大刀阔斧的，减人物，压唱词，删情节。扮郭建光的初中生不够一米五，扮胡传魁的是一个女知识青年。而我，扮李玉和的时候，用锡纸包衣扣，用马粪纸糊大盖帽，用酒瓶盖当帼徽，用手电简的反光碗儿当怀表……刑场斗争一出找不到道具锁链，只好用一截过去吊水用的铁链子代替，足有十几斤重，动一下，哗啷啷响，倒挺能调动情绪。
最惹笑的还是扮刁德--。当着我的那伙子学生，我得做出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样子，往日的威风顿时扫地。场子小，就在学校院前，观众围了个半圈，娃娃们自然挤在前面，离我不过五六尺，抬眼就看见了。这回轮到他们用“明格察嚓的眼窝”照我了。有的显得开心，有的显得愤恨。正在审问老太太，突然觉得有什么杂西打在身上。又是我那些学生干的！是出于对刁德一这个角色的憎恶？还是出于对扮习德一的这个人的联想？我平日管教太严了？偏向了？不晓球！反正是挨了儿下。
总算演到了结尾。一米五高的郭建光带着三四个娃娃，把我和胡传魁逮住了。我们该退到台角，弯腰低头，抖得磕筛筛的。可那样一来，我就得扎到娃娃堆里了。于是，我临时改戏，拉着胡传魁转向了后台口。
五妹和另几个学前班的娃娃已演完节目，正坐在后台口。
我扭脸看了看胡传魁，发现她的长头发从日本军帽里掉出来，禁不住要笑。
突然，头上一轻，头皮一凉，我的战斗帽被人摘掉了！
“噫！刁德一！”五妹拿着帽子嘻嘻地笑，“这不是陶老师嘛！陶大胡子嘛！”
我抬手给了五妹一巴掌。
“噫——”
众人也惊声笑叫起来，“看那刁德一，够咋危险！打咱的学生娃娃呢！”
知识青年公正着哩
转过年来，五年级学生要考“戴帽中学”了。我舍车马保将帅、集中全力为他们复习准备，将其他娃娃撂在了半坡上。
有个考生叫改坠儿，父亲当过红军，却没能过黄河。改坠儿是他唯一的女儿。她学习很下苦，却歪好寻不着路数。我给她吃贪食也不顶事。她只有个长处——字写得好，横平竖直，规规矩矩，每一个都像是描红。遗憾的是考初中没有书法这一门儿。
考场设在戴帽中学的一间教室里，上川六七个民小的教师都带着考生来了。要选个监考人。各庄的教师都争抢着要当。怪了，又不给补助工分儿，争咋？只我没言传。
谁晓得公社的文教干事偏就指定了我：“让知识青年监考吧，他们公正着哩！”
我这才解开监考人是有机会作弊的。
数学考试开始了。我确实很公正，不发一言，不做一个手势，只背着手，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东张西望。
不过，我张望最多的还是我的学生的考卷儿。有时站住，不由自主地就站在两个学生身旁——改坠儿，还有那个李忠思。
噫，球势了！李忠思一道题都没算出来，还憨溜溜地冲我笑！
改坠儿还算能行，答了不少题了……天大大！她那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对的！
我真不想公正了，真不想要这个虚名了。我完全可以在他们的考卷上指点一下，划出几个数字，向四下里看看，一个纸团飞起来、落在另一张课桌上。
哈，还真格有人作弊：是我们邻庄的两个学生！
我走过去，把纸团儿要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果然，都是试题的答数。
“你们俩都出去！”我要吊销那两个学生的考试资格。
“是我们老师安顿下的。”接纸团儿的揭发内幕，“老师说，他比我能行，叫他……”
坦白从宽，我把他留下了。对那个“能行”的却没二话可说，坚决驱逐出境！
邻庄的教师来找我求情，不行！没商量余地！他又把大队书记搬来了，还是公社常委，那也不顶事，好话说了一河滩，也不顶事。
我不晓得哪儿来的那么大的邪火，只晓得一点，并不是出于什么“公正”。
紧接着就是判卷。这回是找两个教师判。由于我在考场上铁面无私，便又算了一个，试卷儿的上沿都封着，挡住了考生的姓名。可是……横平竖直，规规矩矩，每个字都像是描红……改坠儿的！
旁边那位先生判卷子聚精会神……
我悄悄地把红毛笔换成了蓝钢笔，三下五除二，改写了几个答数。然后，再换上红毛笔打了几个大对勾儿。
日他的！老子今天也耍黑皮了！不要眉眼了！
可是，当邻庄那位教师再一次谋求通融时，我不言传了。
改坠儿到底没考上中学。她的语文也考烂包了，虽然字迹依然极工整。老红军没有让她再念书。她到生产队当了个四分工。
李忠思比她挣得多，六分，因为他“有苦”，又是个后生家。
其他十名学生都考上了。也就是都离开我了。有时，日头落山的时候，我站在崖畔上，向坡下看去，会发现他们从下川的中学走回来。夕照把他们的影子扯得很长。更显得身材矮小。我就想：他们咋就念上中学了呢？
我默默地念叨他们的名字，三流、猴召、欢喜、毕业、光前……
倒究欠下了什么呢
我还是不明白自己对这些娃娃们欠下了什么。他们这程儿当然已不是娃娃了。大都有了娃娃了，有的竟生了三四个，有的比我的娃娃还大。
有的初中毕了业，回庄受苦，有的上了高中，也回窑种责任田，有的出去了，是去了外庄，嫁出去的，在另一山沟沟里做碾磨、纳鞋底儿。他们还记得上学念书的光景吗？他们的娃娃都上学念书了吗？
突然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疙瘩延安地区医院的来信。谁？谁个咧？
“陶老师；您还记得当年的“三流”吗……”
哦，三流！是她！记得记得！记得清格正正的！她是我最喜欢的学生。她学习好，她又腼腆又伶俐，她踢毛毽毽儿踢得很多，她跳远跳得挺远，她长得很美，一个水灵灵的女娃娃，我怎么能不记得呢？
她也记得“陶老师”，还记得一桩连我都淡忘了的小事：那年考初中，她本来十成的把握，临到考试那天却怕了，假装脑疼，说难活，想不去。我憨溜溜的以为她是感冒，给她找了两片APC，乖哄她吃了，带她去了考场……
三流后来考上高中了，又考上卫校了，分配在地区医院了，变成白农天使了。而且，她正在尝试着写医学论文！
我的心纤颤了几下，眼窝竟有些湿润了。
但我立刻又想到了许多：如果我当时在教学中多下一点儿苦，如果减免了五马分尸的刑罚，如果我把解放全人类的抱负缩小一些，如果今天的我再去当先生……如果不是那寒窑，如果不需要揽柴草、抱碾棍，如果那土黄色的生活能增添一些色彩……那么今天的三流会不会更……其他的娃娃能不能也……
我又把那疙瘩像片翻出来，看着，回味着。
渐渐的，像片上的娃娃们活动起来了。渐渐的，又凝固成这么一篇纪实文章。（本文来源知青情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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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陶正，男，北京清华附中六七届高中生。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插队。回城后在北京歌舞团工作，是一级编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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